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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闻惨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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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又一手制造了更加耸人听闻的“李闻惨案”。李公朴、闻一多均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昆明民主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赞成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与和平民主建国的主张，多次呼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因此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与夫人外出，10时许回家路经青云街学院坡,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身负重伤，于次日凌晨5时逝世，临终时大骂“无耻”,高呼“我为民主而死！” 李公朴的夫人张曼筠后来在《回忆李公朴》一文中追忆当晚凶案发生前后状况：7月11日的夜晚，是一个细雨蒙蒙悲惨的夜晚。我们一同出去有事，办完以后，顺便看了电影。9点45分，我们到南屏街，上了回家的公共汽车。这时，原来站在我们周围的三个穿美军制服的人也跟踪上了车，一个坐在我的身旁，一个坐在公朴身旁，另一个坐在公朴对面。他们鬼鬼祟祟地老是偷眼看我们，我们心里有数了——被坏人跟上了。到了青云街，我们下车了。那几个家伙也跟着下了车。公朴急急走到学院坡，上坡才走了四五步，我正在他的右边，就听见后面轻轻的“啪”的一声，公朴便倒在我的身边，嘴里呻吟着：“我中枪了。”雨里的灯光昏昏淡淡的，我仔细一看，才见公朴腰上的血不断地往外流。我就冲到街上大喊：“捉人啦！枪打人了。”凶手已向青云街逃跑了。一些青年紧紧地追了下去：“抓住他！抓住他！”在凄风苦雨里，我抱着公朴。我多么希望赶快有人来啊！幸好，有几位云南大学的同学走过，他们见是公朴受伤了，就立即到我们家取来了帆布床，把公朴送往云大医院。到了云大医院，经过医生检查，子弹是从左后腰射入的，洞穿腹腔，从右前腹部穿出，血完全流到腹腔和胃里，从嘴里大口大口吐出。麻醉针一针针地打了下去，疼痛还是止不住。医生们立即施行手术。但是，腹肠已经击穿了好几个大洞，其中两个已经超过一英寸。血像泉水似地喷射着，手术室里到处是鲜红的血迹。医生使用了各种方法来进行抢救，输血300CC，注射了盘尼西林、止痛针、止血针、强心针。公朴在昏迷中喘息着，在拼着全身的精力和死亡斗争着。他时而昏迷，时而又比较清醒。3点多钟，他神志清醒，睁开眼睛望望我们，自言自语地说：“我早就有准备了。”4点钟，疼痛使他咬紧牙关，他又睁开眼睛喊：“完全为了民主，完全为了民主！”10分钟后，又狠狠地痛骂；“卑鄙！无耻！”5点钟，黎明前窗外格外显得黑暗。室内充满了紧张和悲愤。情况越来越恶化。他的呼吸逐渐短促，打了强心针也没有什么效果。5点10分，公朴的呼吸稍缓。他突然清醒地问：“什么时候了？”“5点多，快天亮了。”他疲倦地闭上眼睛，咳嗽了两声，紫血从他的口里流了出来。他不再讲话了。就在这天天快亮的时候，公朴离开了我们。
闻一多遇刺，发生在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遇刺后不到96小时——7月15日约下午5时30分。闻一多在其长子闻立鹤陪同下，于回家路上行至昆明西仓坡距西南联大宿舍不远处时，被跟踪在后的杀手杀害，其子闻立鹤重伤。
作为案发时唯一与闻一多同行也是最重要的目击证人，闻立鹤后来在回忆文章《爸爸遇刺纪详》中追述其父遇刺前后状况：深夜一个盟员跑来说是一个青年团某人传出消息，南京密令昆明警备部、宪兵十三团等机关，说“中国共产党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霍揆彰奉令后，召集有关机关开会讨论，有人提议开始捕杀，经该会通过首批暗杀名单四人，又逮捕名单十数人，均为民盟负责人及民主刊物负责人，这位朋友告诉父亲少出来，说完匆匆走了。母亲的心脏病又发了，我们也很紧张，可是爸爸还是工作。经过几天的奔走筹备，民盟滇支部决定有两件事要赶快做。第一，马上招待记者，向各界报告事实真相，揭穿反动派的阴谋；第二，决定16日午举行李公朴先生火葬，并积极展开募款工作。15日一大早，那位前晚来报信的朋友又慌忙跑来，说是他得到的消息绝对正确，要父亲千万小心，父亲微笑道，“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慰死者”。15日上午，闻一多赴云南大学致公堂参加李公朴死难经过报告会，一出家门便被特务跟踪。会上，闻一多揭露了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作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下午，又往《民主周刊》社举行记者招待会，表明了反独裁、反内战的严正态度。会后，闻立鹤陪着父亲向西仓坡走去，“这时府甬道至西仓坡的途中是死一般的静寂，行至离家十多步的样子，忽然枪声大作，爸爸已经倒在地上了，我下意识地急忙扑上去，伏在爸爸身上，想用我的身体遮住爸爸，可是枪弹连珠似的向我们打来，我连忙大喊：‘凶手杀人了，救命！’我想喊喊凶手就会逃走，可是四周比死还要静寂，我忽然感到全身无力，由爸爸身上滚下来，一直滚到离他五六尺以外的地方，爸爸满身统是枪眼，血像泉水一样喷出来，面色苍白，嘴唇微动一下，手杖、鞋子和眼镜统都打掉了，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也受伤了，并且知道右腿已经断了，我不顾一切地大喊，希望宿舍里有人出来，接着又匍在地下装死，同时注意凶手的样子，几个彪形大汉一排地站在离我们二三十尺远的地方，正在继续向我们射击。两分钟后，他们扬长地去了，我又挣扎着坐起来，胸口上三个枪眼涌出大股的血水，我努力想爬起来上坡去救护爸爸，可是毫无办法，因为右腿已经断了，左腿也中了一弹，血湿透了我的上衣，再看爸，正愤怒地倒在血泊里，面色已变黑了，爸是好汉，哼都不哼一声。再过三分钟，大门开了，妈，赵妈，大小妹齐齐出来，看见这个样子都号啕痛哭，妈跑过去抱住爸的头，一股鲜血染红了她全身，她昏过去了，两个妹妹呜咽地啜泣，但都不知所措了。”
“李闻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义愤。延安、重庆、成都、上海等地均举行追悼大会,严厉谴责国民党的暴行。哈佛、哥伦比亚、纽约等大学教授,美国、加拿大2000多名新教牧师等,都发出严重抗议。1947年5月以后，国统区的学潮以不可遏制之势席卷到许多大城市，以表达青年学生对政治腐朽和黑暗现实的不满。国民党政府用逮捕、监禁、殴打、屠杀等项暴力行为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学生运动因而扩大，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国民党政府陷入孤立。1948年初，形势发展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政府，“不仅青年学生日趋极端，就是一般中年人，心情和思想也在发生变化：本来对于政府感觉失望的，慢慢儿的对政府感觉绝望了；本来对于政府感觉绝望的，终于对于政府‘不望’了；本来无所谓的人，现在也一点儿‘左倾’了；本来稍稍‘左’倾的人，现在也一点儿一点儿‘左’得厉害了；本来绝对仇视共产党的，现在努力了解共产党了；本来不大喜欢共产党的，现在渐渐对共产党表示同情了。”
（来源：《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六十周年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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