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21日，一辆列车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驶往我国黑龙江省绥芬河。这是一辆负有特殊任务的列车。车上坐着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等人。他已在苏联度过5年囚居生活，正在被苏方引渡回中国。此时的溥仪，愁肠百结，心神不宁。对死亡的恐惧，使他毫无顾忌地在车厢中来回乱踱。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曾三次写信给斯大林，要求留居苏联。尽管负责押送的公安人员一再解释，让他放心，可他却固执地坚信那是骗人的谎话。在沈阳，他将东北人民政府招待他和伪满大臣的苹果、香烟、点心看作是“催命宴”，甚至摆出慷慨赴死的架式，要求赶快行刑。精神高度紧张的溥仪，却不料政府决定给他们找一个学习的地方。

　　消灭阶级，改造人是中国共产党对各种剥削阶级分子、战犯的既定政策。毛泽东指出：“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基于这样的考虑，溥仪被安排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了10年的改造生活。

　　1955年6月7日，溥仪听到了回国后第一件使他兴奋鼓舞的好消息。战犯与家属可以通信了。他很快收到了一大批亲人的来信．他说；“从通信中出乎意外地知道了弟弟妹妹们都有了工作。下一代子女不但上了小学、中学和大学，而且在共产党培养下，有的成了女运动健将，有的当上人民教师，我的七叔更当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爱新觉罗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在祖国大家庭中过着欣欣向荣的生活，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1956年2月初，全国政协召开二届二次会议，周恩来特意找到出席会议的载涛，将他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与载涛握手并致问候，他说：“溥仪在抚顺学习得不错，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你可以带家属去看看他们。”很快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见到了离别多年的妻子李玉琴、七叔载涛及两个妹妹。这使他更加激动，常常热泪盈眶。从几次会面所闻所见，他感到“爱新觉罗家族人最大的变化就是他们对共产党、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爱戴与感激。他们要求我好好改造。我的妹妹们原来都是公主，自恃尊贵。现在也朴素了，懂得的事也多了，这也给了我一个教育。”与亲人的通信、见面，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的巨大变化，使溥仪深深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博大的胸怀与浓浓的人情，增强了他做一个新人的勇气与决心。从此，他更自觉地接受改造了。

　　时光荏苒，1959年12月4日，在首批特赦战犯名单中，爱新觉罗·溥仪被排在第一位，对他而言，这是“出乎意料的特赦”。特赦溥仪，中共党内并不是没有争议，社会上也有人有不满情绪，但中国共产党做了耐心的说服、解释工作，使大多数人认识到，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溥仪能被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中的第一名，除了他的特殊身份外，也与他认真接受、主动配合改造分不开。在战犯管理所，他索阅《资本论》；当管理所领导要求正在关押的战犯每人写一篇“我的前半生”自传时，他积极行动。在最后写成的长达45万字的《我的前半生》文稿序言中，他痛悔而又淋沥地写道：“我写的这本书就是我前半生所走过的既肮脏又见不得人的一段丑恶经历。我所以下定决心要把它写出来的主要原因，既不是‘丑媳妇难免见公婆’的消极心情，更不是抱定了‘破罐破摔’的自暴自弃心理，而是想从我这哭不得笑不得的‘哈哈镜’——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一面‘照妖镜’，把我当年的这副丑恶原形赤裸裸地展现在祖国人民面前。来表达我向祖国人民低头认罪和忏悔的衷忱。”

　　使一个至高无上的封建君主真诚地接受了祖国与人民的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成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创举。跨出抚顺战犯管理所后，溥仪开始了新的人生。期间虽仍有坎坷与磨难，也曾遭受不公正待遇，但他是怀着“对不起党”的心情告别尘世的。这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对这位末代皇帝的改造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