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谈起中国人口问题时，无不忆念中国共产党人的诤友——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马寅初先生。五十年代中期，马寅初先生在浙江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发现农村人口增长率一般在百分之三、四，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从而提出了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1955年5月，马寅初先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浙江小组会上就中国人口问题作了发言，立即引起很大反响。著名爱国人士邵力子，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赵忠尧、王国松等，都表示赞同。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问题苏联没有讨论过，中国也不要讨论。两年后，1957年春天，在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老再次阐述了人口问题，他的发言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刘少奇、周恩来对马老的发言也都表示赞赏。这使马寅初先生受到极大鼓励。因此，他总是在适当的场合积极宣传他的新人口论。

　　在一次人口论讲演中，马寅初先生有几句失当的话：“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十年后有八亿一千万，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吃的东西怎么办？上山去开荒？向外发展嘛，那就不能和平共处”。大概就是这句“向外发展”，影响“和平共处”的话，成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口实，受到批判。当时囿于“社会主义不存在人口问题”的观念，加上大跃进背景下“亩产万斤”、“卫星满天”、“吃饭不要钱”等虚假的“现实”，即使一些正直的学者，也难于不在浮夸风的袭击下，产生迷惑而怀疑、批评马寅初的人口论。

　　学术界对马寅初人口论的讨论以至批评，本来是学术争论，是中国共产党所提倡而又受法律保护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但后来，所谓的“理论权威”康生、陈伯达插手其间，将这一学术问题批成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康生指令人用毛泽东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的六评白皮书——《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来批判马寅初先生，竟把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诤友，批为帝国主义反动派一类，横加挞伐。1959年12月，康生亲自部署了对马寅初先生的围攻，把“好汉不要逃跑”的大字报贴到他门上，一天之内北京大学就贴出六七千张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一时间，“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共老手”、“中国的马尔萨斯”等各种吓人的帽子一齐向马先生扣来。在这场暴风雨中，马寅初先生胸怀坦荡。他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慑服权威，为探求科学真理，单枪匹马，挺身应战，决心“直到战死为止”，表现了一个学者的光明磊落、正大无私。他绝不违心地检讨“新人口论”。后来，他再次阐明新人口论的要点：“人家说我的人口论的主要论点是人太多，东西不够吃，其实这并非我的主要论点。我的主要论点是人多了会拖住我们前进的后腿”！实践证明，马寅初先生提出的节制生育的主张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由于当时“左”的思想影响，执政党没能及时采纳马寅初先生的正确主张，致使我国人口一度增长过快，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教训是深刻的，发人深省的。